连载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司令员刘双全回忆录（五）

岁寒方知松高洁

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对“文革”的结论是，“文革”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，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。“文革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。

我深切体会到这个结论是十分深刻的，非常准确的。我和许多老干部一样，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冲击。我个人所受的冲击与党和国家所受的巨大创伤与灾难相比，是微不足道的。如果说夺取政权、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使我们许多战友流血牺牲，那么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，使我们这一代人再次付出了很大代价，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惨痛教训。

1966年下半年，“文革”运动在农五团（即后来的二十一团）展开。这场运动突如其来，我们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。此前的“社教”运动尽管也有“左”的倾向，但毕竟是在党委领导之下。而“文革”风暴突起，矛头指向所谓“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”。各级党组织实际上瘫痪了。我们那一批老干部被打成“走资派”、“牛鬼蛇神”、“三反（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毛主席）分子”、“张仲瀚的黑线人物”等。

“文革”初期，“造反”成了“革命行动”。团场群众组织很快分成“多数派”、“少数派”。刚开始，两派都想“争取”我。但我不是那种见风使舵、满嘴假话、政治投机的人。我坚持原则、坚持讲真话、坚持党性。

“多数派”人多，积极准备介入地方武斗。他们把修配厂修理农机具用的钢筋打成长矛。用拖拉机、汽车拉着“造反队伍”到焉耆去游行示威。而“少数派”则骑着自行车，带着匕首，到地方去串联。武斗一触即发。“多数派”、“少数派”都要求我表态支持他们的“革命行动”。我说：“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‘要文斗不要武斗’、‘抓革命促生产’，你们把生产资料拿去制成武器，放下生产不搞，到外面去‘串联造反’，你们两派都不是革命行动。”

我受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冲击和迫害。“三反分子”这顶大帽子就足以置我全家于死地。我那时最小的孩子才一岁多；全家人被赶到一间草屋里。批斗、游街、戴高帽子，被关进“牛棚”，干最苦最累的体力活。

我最难受的是看到家人遭受牵连，受到打击迫害。小儿子在幼儿园里成了“小刘双全”，被围在小孩圈子里表演“走资派”，周围一片喊“打倒”声。我曾经对段丰英说：“你带上小儿子走吧，离开我，这样对你可能会好一些。”段丰英当时的回答令我终生难忘，给了我极大鼓励和安慰。她说：“从领导干部角度讲，你不是‘走资派’，是为人民群众办实事，一心想着群众，踏实工作的好干部；从夫妻角度讲，你是位敢作敢当，宁折不弯，爱家爱亲人的铮铮铁骨男子汉。再苦再累再屈辱，我也不会离开这个家。”

段丰英后来告诉我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她在“文革”中曾三次看到我眼中满含泪水，但我都强忍住没有哭出声来。一次是我交党费被拒绝了，造反派不承认我是共产党员，想想自己是在党的领导下，出生入死，浴血奋战，是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使我战胜了许多艰难困苦。我回到家里，脸色非常难看，满腹委屈不知道对谁说去，难道党组织真的拒绝我这个老党员了吗？！我眼中满含热泪。第二次是我在地里干活，段丰英在和泥巴盖房子。我天黑时回来一看，她满身泥巴，神情疲惫，都快站不稳了。我想起她跟着我没有享福反而遭受株连迫害，一个曾经是全团有名气的优秀妇女干部，嫁给我后竟受到这么多的委屈，我的眼眶不由湿润了。第三次是我进“牛棚”，被游街批斗，为了不伤害孩子，我叫段丰英把最小的儿子送到她弟弟家去。孩子在她弟弟家生活，管舅舅叫“爸爸”。一年多后，我们把儿子接回来，孩子见了我怯生生地叫“舅舅”。段丰英一听流下了眼泪，我也忍不住鼻子酸了。

不论“文革”中我受到多少迫害打击，我绝不落井下石出卖同志，绝不违心投靠造反派，绝不做任何对不起党性和良心的事。那时造反派勒令“牛鬼蛇神”打土块，那是最苦最累的活。定额一天500块，而造反派要求一天打800块。我常年参加农业劳动，体力也好，按说每天打800块不成问题。但是，我只打300块，不是我消极抵触，而是我们“牛棚”里有不少难友体质较差，如果我每天“积极完成定额”，造反派定会说：“刘双全一天能打800块，你们为什么不能？”这样岂不是害了那些“难友”。我宁可默默承受造反派训斥：“刘双全，你身体这么棒为什么完不成定额？……”对于造反派批斗中提出的问题，我只回答“是”或者“不是”，“有”或者“没有”。我坚持实事求是，坚持是非分明，绝不违心附会，更不同流合污。我心想我当工人也比你们造反派当得好。

在最难熬的日子里，广大群众理解我，暗中保护我。他们不相信我是“三反分子”、“走资派”。批斗会上，我跪久了，就有人厉声喊：“站起来！”表面上对我很凶，实际是让我活动一下筋骨；到连队食堂打饭吃，有人塞给我一碗饭菜大声呵斥道：“刘双全，端一边吃去。”那碗里上面盖着薄层菜叶，下面则全是肉菜。

正是亲人的支持，群众的保护，我才从“文革”浩劫中挺过来了。段丰英的话深深铭刻在我的心底，她说：“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也不管别人造什么谣言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；你是劳动人民出身，农民的儿子，根正苗红。日子再难熬也要挺过去。要饭我给你作伴，坐牢我给你送饭；孩子我给你拉扯大……”我们夫妻感情经历“文革” 浩劫洗礼后变得更加深厚、更加亲密了。

1968年，为加强新疆的战备工作，稳定新疆大局，党中央决定为兵团派遣现役干部。团以上的领导班子均以现役干部为主。这批干部进入兵团，开始制止武斗，制止乱批乱斗，并提出解放老干部。在“文革”极“左”思潮泛滥的情况下，他们纠正“左”的错误路线的努力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

我和段丰英的命运开始有了转机。

段丰英被“解放”，派到值班连当连长。“第一个女连长”在二十一团传为佳话。她回家对我说：“我对军事一窍不通，怎么当好武装值班连连长？”我就从打背包、队伍口令、立正、稍息开始，教她射击、刺杀等基本军事常识。她果然有了当好连长的信心。

不久，我也从“牛棚”里“解放”出来了，但没有安排职务。团领导叫我领着千余名职工去割芦苇。我身先士卒，干得很卖力。我是农民的儿子，从小就不怕吃苦，任务完成得很出色。

1970年3月，农二师党委决定恢复我的职务，派我到二十九团当团长。我经历了“文革”挫折之后，更加珍惜组织上对我的信任，党最终是了解我的，我最终是党的忠诚战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