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连载】长篇纪实文学《最后一战》第七章 爆 破

1945年12月30日，农历十一月二十六。

下午4点，天气阴沉，乌云笼罩，旷野上一片萧索，路边行人绝迹，大地仿佛冻成一个凝固的疙瘩，只有柳树上那干枯的枝条在凛冽的寒风中肆虐乱舞。

四子临时被任命为特务一团突击连第1排排长，跟随部队来到火车站边一座破旧祠堂里隐蔽下来。这座祠堂西面是一片荒芜的田野，中间有几个孤零零的坟包。再向西原来是一座供应车站水塔的蓄水池，有3间房子大小，高出地面两米多，用钢筋、水泥铸成，十分坚固，如今鬼子将池水抽干，池盖掀开，四周架上轻重机枪，变成一座巨大的露天碉堡，横挡在我军进攻火车站的必经之路上。它的背后左侧有百余栋破旧的民宅，中间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水塔。紧靠着铁路建有一座德式风格的二层小楼，原来是车站的售票房，当地人俗称“票房子”，如今已改造成日军的大本营。我特务一团今晚的任务就是攻占售票房。

禹城大战距今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，亲历者几乎全部过世。或许是当时人们对这场大战的意义估计不足的缘故，留存下来的第一手史料并不算多，甚至找不到这场大战我军具体伤亡人数的记载。那些日子，我和禹城党史研究部门的同志在浩瀚的档案资料中整日盲目寻找着，希望能偶有收获。或许是上天眷顾有心之人，无意之中，我们在网上旧书市场居然找到两本多年前出版的日文图书，一本名为《重庆攻击战》，作者是近藤宏，当年任第131联队山谷第1大队大尉副官；另一本名为《弹部队战记》，作者是赤塚僚三，当年任第131联队乘上第2大队中尉副官。山谷大队和乘上大队是当年驻守禹城火车站的主要日军部队。作为禹城大战的亲历者，两个作者回忆录中的观点、措辞虽然难免偏颇，但与我军老战士们的回忆相互印证，基本可还原禹城大战的真实面貌。我如获至宝，狂喜不已。

那天下午，四子和突击连的战士们坐在祠堂大厅里，静候着天黑之后的出击命令。在此之前，袁也烈代司令员已数次派出代表，登门劝降，都被山谷拒绝。为了避免流血死人，争取和平，袁代司令员仁至义尽，表达了我军最大的诚意和耐心。

此刻，外面大喇叭里播放着悠扬的日本民谣，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一遍遍苦口婆心地规劝着车站里的日军。四子在东北密山做劳工时曾跟日本把头学过几句三脚猫的日语，断断续续可以听懂几句，什么“战争结束”、“放下武器”、“回家团聚”。

近藤宏大尉当年曾代表山谷大队长主持了战前与八路军代表的谈判。他在回忆中详尽描述了3次谈判的过程：

“副官阁下，我是八路军军使李仁信，请问日军在禹城停留到何时？”

“我们的任务是掩护德县、禹城、晏城地区的日本侨民到济南集合，在所有日本人全部离开这些地区之前，我们必须留在这里。”

“日本侨民的撤退可以由我们来做。”

“我们不想把同胞的生命财产托付给第三者。”

“现在禹城以东10公里处有八路军1个师在待命，你们知道这支力量吗？”

“我们确实不能把禹城交给八路军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5天后我会再来的。”李仁信很快消失在黑暗中。

近藤宏深叹口气，急忙去向山谷汇报。

“大队长阁下，刚才发生了一件急事，八路军的军使前来交涉，希望把禹城交给八路军。”

“我们在中国从未输给过八路军。就算打一仗也能守住禹城，不要再和军使打交道。”山谷言辞非常严厉，让人无话可说。

“大队长，恕我直言，现在战争已经结束，我们守卫禹城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士兵平安回家，守卫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，不能为了手段而误了目的。与八路军军使谈判，作为争取时机的权宜之计是必要的。”近藤宏试图说服山谷。

“守卫禹城是上级的命令，为了把我们的武器弹药准确无误地交给重庆军，绝不能和八路军妥协，即使发生战斗，也要服从命令，没有必要和八路军谈判。”山谷态度异常坚决。

近藤宏的劝说没有起到效果。

5天后，又到了与八路军军使见面的日子。

“副官阁下，我方的条件是：贵军3天之内撤离禹城，交出一半以上的武器弹药，请立即答复。”八路军军使的气势非常高压。

“事情太重大了，我无法马上回答，也没有那个权限。另外，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将武器交付给重庆军，在此期间，连一把枪都不能交出。”

3天前的晚上，八路军代表第3次来到兵营，发出最后通牒：“终于到了约定的日子，29日贵军必须交出禹城。”

山谷非但没有答应军使的条件，反而没收了军使所有随身物品，将他监禁在一个房间里。事态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急转直下。

昭和二十年12月30日（1945年12月30日）早上，八路军开始猛烈攻击。车站东边由于房屋密集，很容易接近，很快陷入苦战，全军覆没只是时间问题。

30日傍晚，两军正在对峙。突然不知哪里的扩音器传来高亢嘹亮的小调，大家侧耳倾听，原来是从后门方向传来的。不一会儿，约翰加拉的八户小曲开始了。对于士兵来说，不管是谁在唱，隔了两年没听过的故乡民谣令人充满怀念，足以填补心中的空缺。就在听得入神的时候，突然冒出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：“日本军人，这里是禹城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在你们的家乡，家人们翘首以盼，盼望你们早日归来。各位，战争已经结束了，不要卷入我们中国人之间的争斗，请放下武器，尽快回到日本，让妻子看到你们健康的样子。”

这是八路军规劝工作的广播，劝说持续了1个多小时，忍无可忍的日本士兵们冲着这声音开始大肆射击。

（近藤宏：《重庆攻击队》，东北新闻社1982年日文版，第183页。）

忍无可忍，无须再忍，袁也烈代司令员终于发出进攻命令。我特务一团突击连严阵以待，蓄势待发。

夜幕降临，突击连依旧和对面蓄水池的鬼子对峙着，冷枪冷炮不时打来，战士们早已习以为常，毫不介意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枪炮声渐渐停止，连长反而感觉反常，对一个战士道：“牛子，去看看鬼子耍什么把戏呢。”牛子刚要靠近窗口观察，被四子一把拉住。四子从地上拾起一块砖头放到窗台上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砖头应声落地。四子又从屋里找来一个破碗，小心翼翼地放在窗口，又被对面的日军一枪击碎。战士们这才意识到：这位刚刚到任的一排长绝非等闲之辈。

一个叫“栓柱”的新兵佩服地问：“高排长，你怎么知道鬼子封住了这个窗口？”

四子慢悠悠地说道：“这几个窗口是祠堂观察鬼子的最佳位置，这是常识，鬼子也不傻，所以他们的狙击手肯定拿枪瞄着呢。你若露了头，就是给鬼子当靶子呢。仗打多了，里面的道道你就知道了。”

牛子道：“排长，那你说俺怎么去观察敌情就不挨枪子了？”

四子道：“咱这祠堂大门朝南，西边鬼子的枪子打不着，你小心点出去，找个障碍物躲好，观察就是。”

四子说完，不放心，干脆站起身，道：“连长，还是俺带牛子出去看看吧。”

说罢，四子提枪弯腰，带着牛子闪出祠堂大门，由左面迂回到一堵破墙下，向西仔细观察。只见百米开外的一块高地上，是由蓄水池改造而成的碉堡，以它为核心，从北向南又有10多个大小不一的明碉暗堡，堡与堡之间由交通壕相联结，形成完整的闭环工事，以便支援作战。阵地前还修建有防弹壕，这样我军进攻时投掷的手榴弹大概率就会掉进沟中，可以大大降低对日军的实际威胁。

四子看罢，暗暗佩服，不得不承认山谷是一个防御作战高手，他所设计的防御工事滴水不漏、易守难攻。摧毁这种工事，火炮是最佳武器，可我军恰恰缺少火炮；其次便是爆破，但爆破又必将付出高昂的伤亡代价。

四子边观察，边思量，心中越发沉甸甸的。他深知：渤海军区以警备六旅第11、12团及特务一、二团共计4个主力团的兵力试图全歼日军1个大队绝非易事，这场攻坚战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战斗。全国抗战爆发后的8年期间，我军也少有全歼日军1个大队的战例，最残酷的莫过于关家垴战斗。

1940年10月28日，日军第36师团冈崎大队约500多人在太行山区“扫荡”过程中，误打误冲来到八路军总部附近。彭德怀得知之后，立刻调动八路军8个主力团两万余人，与刘伯承、陈赓亲自指挥，将冈崎大队团团包围在关家垴一带，激战两天两夜，以伤亡两千人（一说600余人）的代价，歼敌 400余人，逃走100余人。如此比例悬殊的伤亡，很难说是一场胜仗。战争就是这么残酷，当国家整体实力不如敌人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凭借坚强的信念和意志，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钢铁武器相搏。

关家垴战斗因我军伤亡过大至今存有争议，就连彭德怀也在后来的自述中将其与红军时期的赣州战役、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府战役以及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并列，称为其戎马一生的四大败仗之一。

冈崎大队不过是临时抽调而成仓促应战的未满编大队，八路军尚且打成这样，那么要想全歼一个满编的日军精锐大队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日军的甲等大队满编状态下可达1100余人，通常情况下，包括4个步兵中队、1个机枪中队、1个运输中队、1个火炮小队及1个大队部，级别相当于我军的营，但兵力规模接近我军1个团。在实际作战中，国民党军1个师也很难将其消灭。渡边洋第47师团属日军精锐部队，被公认为战斗力最强悍的师团之一，他的官兵大都来自北海道和南库页岛，那里盛产顽强和凶残的武士。这支部队在日本国内时便长期在高原接受高强度步兵训练，刺杀、射击和机动作战能力堪称一流，尤擅夜战和肉搏，多次击败国民党正规军队。山谷大队隶属渡边洋第47师团第131联队，其战斗力之强不言而喻。面对这样的强敌，四子心怀担忧也在情理之中。

天黑之后，特务一团在团长张冲凌和政委王若杰的指挥下，从车站东南方向开始进攻火车站外围阵地，首当其冲的便是那座蓄水池改造成的大碉堡及以它为中心向南、北两侧延伸的10余个明碉暗堡。战斗打响后，敌人的机枪火力死死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，我军先后发起3次冲锋，已有9名爆破手倒在敌人的机枪之下。

连长想出对付敌人火力的办法，要求三四名神枪手同时瞄准敌人一座碉堡的射击孔射击，虽然这并不能造成鬼子机枪射手的伤亡，但密集的火力逼迫鬼子探出射击孔的枪管后缩了许多，火力明显减弱。

我们的几名爆破手趁机再次冲了上去，鬼子拼命射击，都被我们的火力压制住。有位叫“马有年”的爆破手终于跃进到碉堡底下，将雷管和拉索放中间，为了保险，又在拉火索上接了一根挺长的电话线，一拽拉火索，见它 “哧哧”窜火苗了，这才向回跑。没跑几步，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碉堡被炸塌一大半，冲击波将他掀到空中，又摔到地上，当时就蒙圈了。战后马有年告诉四子，他的耳朵“嗡嗡”直叫了半个月，什么也听不见。

借助同样的方式，爆破手们逐个清除碉堡。火光中，一座座碉堡前跃动着抱着炸药包的身影，轻重机枪刮风似的叫，炸药包“轰轰隆隆”震天动地。前面的战士倒下了，后面的再上；再倒，再上。小碉堡终于被全部清除。爆破手们开始集中对蓄水池发起冲锋，但几次爆破都没能产生作用，炸药包增加到50斤，也只是在池子外表留下一片浅坑，远远望去，如同麻脸。池内的轻重机枪照常疯狂吐着火舌，阻挡着突击队前进的道路。

四子借着炮火的光亮仔细观察，露天蓄水池边沿上若隐若现着鬼子钢盔反射出的幽光，心里突然有了主意。他让牛子找来一个农村拾粪的柳条筐，里面搁置了20多颗德式M24长柄手榴弹。连长一声令下，几挺机枪同时开足火力掩护，四子拖着沉重的柳条筐时而卧倒，时而滚进，向前一点点靠近。敌人的子弹飞蝗般扫来，田地被打得尘土飞扬，每一秒钟都有可能死一次，但他居然奇迹般地穿过了面前这片开阔的田野。当距离蓄水池只有十几米时，四子突然欠起身，将筐中的手榴弹接连投向蓄水池。那蓄水池没有顶盖，深度足有两米，四周墙壁光溜溜的毫无死角，鬼子兵都是站在弹药箱上射击。四子一口气将手榴弹全部扔进池中。随着阵阵爆炸声传来， 一股股浓烟夹杂着火光直冲夜空，十几名鬼子机枪手无一幸免，全部倒在血泊之中。

1946年1月，渤海军区政治部专门编印了一本《禹城大战》小册子，里面的文章真实还原了这段激战的场景：

战斗开始了，第3营第8连担任主攻，战士们在前进道路上遭受了鬼子掷弹筒和迫击炮的猛烈阻击。墙、房都被炸倒了。战士们只用刺刀、手榴弹冲锋前进。当第8连发展到大碉堡附近时，碉堡上和碉堡左右的敌之轻重机枪交叉射击着大街，掷弹筒、迫击炮打得烟土弥漫。要炸倒这个大碉堡真是困难极了。这时纪明山同志自告奋勇地说：“我去！死也完成任务！”他还未冲上去就负了重伤，只得抱着炸药包撤下来。 一排副排长彭传道去爆破3次，也没有成功。接着爆破手马有年跑上去，灵活地把炸药包放在碉堡的门口，接着了弦。起初鬼子用力堵着门，“轰”的一声，鬼子害怕，都“喔噜喔噜”地跑开，但碉堡未倒，鬼子又占了。马同志火了，二次去炸，终于把碉堡炸塌，使突击队顺利地占领了碉堡。

（参见渤海军区政治部编《禹城大战》，1946年1月印刷，第11页。）

借着爆破产生的浓烟，突击队员们冲过田野，越过兴隆街，迅速接近票房楼。四子发现：正前方是一个广场，光秃秃的，什么障碍物也没有，被密集火力封锁，根本冲不过去。要想接近票房，只能从右边迂回，穿过一片密密麻麻的居民区。就在四子踌躇之时，那片破旧房子的窗口突然打开，露出无数支黑洞洞的枪口，射出密集的子弹。战士们不敢怠慢，立刻化整为零，爆炸似的散开，钻进民宅，班自为战，组自为战，人自为战，与敌短兵相接，展开混战。

一场令四子难以忘怀的残酷巷战由此拉开了序幕。